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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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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书目答问》五卷并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一卷、《别录》一卷序
光绪廿三年，南皮张文襄公刊《书目答问》五卷行世，佐以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《别录》各一卷，世称治学津梁。是书之纂，肇于蜀学政任内，本为启牖蜀中生童而作，后乃流布寰宇，垂百年而不衰。
其书体例精严，仿《四库》而损益之。以经史子集丛五部为纲，细别四十二类，著录典籍二千余部，皆取历代要籍及国朝精椠。每书具举著者、版本、卷数，间附按语，或辩伪存真，或品骘优劣，如"宋人书以《通志堂经解》本为最善"之类，皆金针度人语。尤重实用，《说文》则主段注，《通鉴》必推胡刻，使后学不致歧途亡羊。
《姓名略》一卷，囊括有清著述名家六百余人，分经学家、史学家等十二门，虽不及全豹，然乾嘉钜子悉萃其中。《别录》则辑丛书目、初学书目等五种，示人以学问门径，其"由小学入经学者，其经学可信"之论，尤见朴学旨趣。
此光绪刻本乃原刊嫡传，版心鐫"湘乡成氏校刊"六字，字体方整，墨色莹然。后世翻刻虽众，或增补，或删削，终不若此本之存真。昔缪荃孙谓"书简而赅，择精而语详"，梁任公推为"国学指南"，信非虚誉。学者手此一编，如拥书城，可免暗中摸索之劳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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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书目答问》五卷，清南皮张文襄公之洞所纂，附《别录》一卷、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》一卷。宣统三年，扫叶山房以石印之法梓行。是书之作，盖为学子导夫先路，示治学之门径也。
文襄公总督两广时，慨然忧学术之芜杂，恐后生迷于歧途，乃纂此目。其体例仿《四库提要》而损益之，分经史子集四部，胪列典籍凡二千余种。每书皆标举紧要，或注版本优劣，或评内容得失，兼及读书次第。其《别录》者，则专门之书目也，若天文、算术、医律之类，各依类而列。《姓名略》一卷，辑录国朝著述家姓氏，并略述其学术渊源，使知人论世，咸有所本。
此书之要，在于"简便易行"四字。文襄公尝言："读书不知要领，劳而无功。"故所举皆切用之本，不尚空谈。其论版本，则取校雠精审者；其评内容，则重实学经世者。至若考据家末流琐屑之弊，文辞家浮华相竞之风，皆在所不取。
扫叶山房者，沪上名肆也。其石印本字画清晰，纸墨精良，虽历百年而展卷如新。较之初刻，尤便寒士购藏。昔人谓文襄公此书"较《四库提要》为简明，比《贩书偶记》更周备"，诚非虚誉。今观其书，犹见老成谋国，殷殷劝学之苦心焉。学者手此一编，庶几不至茫然失津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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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《通典》简介**
《通典》者，唐贤杜佑所纂，凡二百卷，典章制度之宏编也。佑字君卿，京兆万年人，以明经致位，历仕玄、肃、代、德四朝，官至司徒，封岐国公。其学该博，尤谙政术，因感刘秩《政典》之未备，乃广采经史，旁及百家，积三十六年之功，成此巨帙。
是书肇于大历之元，讫于贞元之季，分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州郡、边防九门，上溯黄虞，下穷唐季，网罗古今，举其纲要。其体例之精，考据之详，为前代所未有。盖以《周礼》六官为本，参以《管子》《史记》之法，条贯秩然，诚经世之渊薮也。
元大德十一年，抚州路重锓诸梓，以广其传。此本版式疏朗，字画端严，犹存宋椠遗风。其卷首序跋完备，纸墨莹洁，洵为元刻之上驷。明清以降，版本滋多，然皆祖此抚州本而出。
昔人称其"纲领宏大，考订该治"，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，多所取资；郑夹漈作《通志》，亦效其体。盖杜公之书，不徒资典故，实为治道之龟鉴，后世政书之鼻祖也。学者欲窥历代损益之迹，舍此奚适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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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百家姓（敦煌残本）〉
一卷
.北宋写本
《〈百家姓（敦煌残本）〉一卷简介》
《百家姓》者，童蒙之书，肇于北宋，历朝传习不衰。今所见敦煌残本，乃千载遗珍，宣麻竹素，犹存宋时风骨。此卷起首完好，至“金魏陶姜”句戛然，楮墨间朱丝宛然，笔势遒劲，尚存颜柳遗韵。其序齿不以贵贱，第录单姓四百七十二，复姓六十二，较今传本多“若干”“独孤”等十六氏，足证宋初氏族之盛。
昔者藏经洞启，此卷与佛典并出。察其避讳，“弘”字阙笔，“恒”字改形，显遵仁宗庙讳；而“匡”“胤”诸字俱全，尤可断为真宗朝前写本。卷尾钤“三界寺”墨印，盖沙州僧徒课诵之馀，兼授俗童姓氏之学，诚丝路上胡汉交融之明证也。
其字大如钱，行间缀以朱点，殆为生徒句读之便。凡“钱”“赵”诸字皆浓墨重笔，疑学童仿书之迹。纸色沉黄而坚韧，乃敦煌特制蚕茧纸，历劫不糜。虽残篇断简，犹见当日“闾里书师”传薪之状，较之《急就篇》《千字文》，更显民间启蒙之本来面目。
今此卷藏巴黎国民图书馆，编号P.3145，与英伦所藏S.5763残叶互补，合为现存《百家姓》最古善本。其存古音、备姓氏、证庠序，实为敦煌遗书中别开生面者，非特蒙书之祖，亦宋世风俗之镜也。（凡四百八十六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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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绘图释音百家姓〉
一卷
.中华民国广益书局石印本
《〈绘图释音百家姓〉一卷序》
《绘图释音百家姓》者，民国广益书局以石版镌印之蒙学善本也。是书承宋初旧本遗绪，辅以丹青图解、反切音注，其体例之备，实开童蒙识字之捷径。
溯其源流，《百家姓》肇于赵宋，著者佚名，或谓吴越人士所辑。原帙但列姓氏四百余，四言韵语，朗若贯珠。而此石印本者，取古本为基，益以三善焉：一者绘图象形，每姓必缀衣冠器物之图，使稚子睹画知义；二者标注反切，依《广韵》《集韵》正其音读，解齐鲁吴楚方音之惑；三者增补笺释，考郡望、溯宗支，俾童竖诵习间，知氏族源流之大略。
其制版之精，尤见匠心。广益书局择上等连史纸，取西洋石印法，字迹纤毫毕现，墨色历久弥新。版面分上下两截：上截绘图，笔意简古；下截释文，字若蝇头。更间以朱墨套印，姓氏用朱，注文施墨，开卷灿然，颇类明代闵刻遗风。
昔颜之推有言："夫文字者，坟籍根本。"此书既导童蒙以姓氏，复启六书之钥，兼收识字、明礼、知史三益。虽民国新学勃兴，而坊间仍竞传此本，足见旧学脉绪未绝。今观是册，不惟可观民初书业之盛，更得窥传统蒙养之道，其于文献传承之功，岂可轻乎？
赞曰：一编姓氏溯宗祊，图释双彰训稚郎。莫道石痕随世淡，千年姓字墨犹香。（计487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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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百家姓〉
一卷
.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辰南堂书局石印本
《<百家姓>石印本小引》
《百家姓》者，蒙学之津梁也。昔者宋初吴越书生辑百姓为韵语，自"赵钱孙李"始，四言成句，句句叶韵，稚子诵之，琅琅上口。今观辰南堂书局民国三十四年之石印本，楮墨精良，字画分明，虽兵燹频仍之际，犹存斯文一脉，可叹也夫！
是书体例简古，录单姓四百有四，复姓三十，凡五百六十八字。其序次殊有深意：首列赵氏，尊国姓也；次及钱氏，存吴越之遗风；孙李继之，盖江南著姓。后世有增补者，或依《郡望》，或参《韵谱》，然皆不脱原书之窠臼。石印本末附《郡望对照表》，使幼学知姓氏源流，诚善举也。
辰南堂书局者，湘中老肆也，素以刊印蒙书著称。当倭寇犯华之时，犹以石印技法摹刻旧籍，使稚童不废诵读。观其版式：半叶八行，行十六字，界栏如刀裁，字体类欧柳，确乎"下真迹一等"。封面题签以靛蓝为底，泥金书"百家姓"三字，犹见战火中之从容。
昔颜之推云："幼而学者，如日出之光。"《百家姓》虽浅近，然姓氏之辨，实人伦之本。今览是编，不惟见民国书业之精工，更睹先贤存亡继绝之苦心。后之得此本者，当珍若珙璧，勿以浅陋而轻之。盖蒙养之学，即圣功之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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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康熙御制百家姓》序
《康熙御制百家姓》者，清圣祖仁皇帝敕辑，钱塘沈启亮承旨编纂之书也。康熙年间，海宇敉宁，文教昌明，圣祖稽古右文，念蒙养之基始于姓氏，乃命儒臣重订百家姓一书。
是书依宋初旧本而损益之，避庙讳「玄」字，更易章句。首列「孔」门彰圣教，「孟」席尊亚圣，次及「岳」、「徐」功臣，「周」、「吴」望族。四言韵语，朗若贯珠；平仄相谐，稚子成诵。较旧本尤严伦序，务协宸衷。
其刊刻精良，用程式本规制。楮墨莹洁，界栏朗然；字画端楷，犹存殿版余韵。每半叶七行，行十四字，白口单边，鱼尾俨然。观其版式，可睹熙朝刻书之谨严；味其编次，足见圣天子教化之深意。
昔者《百家姓》肇自北宋，流传六百载，至熙朝而重焕光华。是编虽为童蒙识字而作，然姓氏源流、宗法大义悉寓其中，非徒记诵之资，实乃人伦之本。今观此帙，岂惟考版本者所珍，亦治清初文教者之圭臬也。
沈君启亮，以布衣膺编摩之任，承命校雠，克彰圣制。程氏书坊奉旨锓版，梨枣之工亦称精善。是书既成，蒙馆弦诵遍于闾巷，熙朝文治，于此可窥一斑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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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题解》
《廿二史札记》者，钱塘赵翼耘崧先生所撰史评也。先生字云松，号瓯北，乾隆二十六年进士，官至贵西兵备道。是书萃其廿载考史之精，旁征廿二史之要，析其异同，辨其得失，诚为读史之圭臬也。
全书凡三十六卷，首叙《史》《汉》，终讫《明史》。体例独辟，不循传统注疏，而以专题论史。每立一题，必举多证，类聚群分，若"汉初布衣将相"、"唐代宦官"诸条，皆能发前人所未发。其考订精审处，如烛照数计；议论明通处，若斧破群疑。间有补阙拾遗，则《陔余丛考》之法也。
嘉庆五年，先生手订全稿，由湛贻堂鋟板，是为初刻本。版心有"湛贻堂"三字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二十一字。白口单鱼尾，左右双边，写刻精雅。卷首有自序及总目，末附《补遗》一卷，盖晚年续得者。此本墨色湛然，楮墨精良，实为瓯北诸刻中之白眉。
昔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、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与是书并称乾嘉史学三大家。然王氏详于典章，钱氏精于考据，独赵氏善于综论世变，尤便初学。今观是刻，不但可窥先生史学之堂奥，亦足见嘉道间雕版之艺术焉。
文末谨按：是书《补遗》一卷，考证尤为缜密，如论辽金官制、元初法令诸条，皆足补正史之阙。学者欲究乙部之秘，此其梯航也。凡四百七十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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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》序
清儒赵翼所撰《廿二史札记》，凡三十六卷，嗣附《补遗》一卷，光绪辛丑岁文盛书局以石印之法重梓行世。是书乃乾嘉史学之圭臬，取廿二史之纪传，参互考订，剖毫析芒，诚为读史者之津梁也。
瓯北先生博通经史，其治学不以训诂章句自囿，而独擅贯串史事之能。每卷举史中要义，条分缕析，或考制度沿革，或辨人物得失，或明事势迁变。其论封建，则溯周秦之制；言兵刑，则较汉唐之异；评宦祸，则揭明季之弊。非徒摭拾故实，而能钩深致远，发千古之覆。
其书体例尤善，先胪列史文，次加按断。如"汉初布衣将相之局"、"贞观中直谏之多"诸条，皆能由微知著，见历代兴亡之迹。至若考《宋史》之繁芜，正《元史》之疏舛，尤见裁断之精。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、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虽与之鼎足，然瓯北之书特为通贯，能使读者得渔猎之益。
光绪季年，新学渐兴，而文盛书局独梓此编，岂非以考史之法万世不易乎？今观是册，楮墨精良，字画朗润，虽出石印，不让雕版。书首载小传，知先生晚年犹修订不辍，其《补遗》一卷，尤见老而弥笃之志。
学者欲通历代治乱之源，察人材消长之故，则此书可不备诸案头哉？昔人谓读史如暗室求物，惟明者能得之，斯编其明烛也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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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十七史商榷》百卷序
清儒王鸣盛，字凤喈，号西庄，博洽经史，尤长于考据之学。乾隆间，以翰林出官，中年解组归里，潜心著述，积数十年之功，成此《十七史商榷》百卷巨制。是书刻于乾隆五十二年，洞泾草堂精椠，梨枣焕然，至今为学林所珍。
其书名曰"十七史"者，实包《史记》至《五代史》诸编，兼及《旧唐书》《旧五代史》者，盖以考镜源流为先务。西庄先生覃思竭虑，于史文之抵牾、载记之讹舛、官制之沿革、地理之变迁，莫不爬梳抉剔，务求其当。其考辨之法，或比勘异同，或钩沉故实，或援据经典，若老吏断狱，往往发千载之覆。
时人钱大昕序其书谓："实事求是，不欲驰骋笔墨。"此诚笃论。观其论《汉书》古今人表之失次，考《三国志》裴注之纰缪，辨《晋书》载记之荒诞，皆证据详明，不为空言。至于典章制度，尤多创获，如论汉代尚书权责、唐代使职差遣，皆足补正史之阙。
是书与钱氏《廿二史考异》、赵氏《廿二史札记》鼎足而三，为乾嘉考史名著。虽间有疏漏，如四库馆臣所指"好取异说"，然其征实之学，沾溉后学者甚众。今观洞泾原刻，楮墨精良，行格疏朗，犹可想见当日朴学之风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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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宋元戏曲史〉
十六章
.民国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
《宋元戏曲史》十六章，海宁王国维先生所撰，民国九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以铅印之法梓行于世。是书乃华夏曲学之圭臬，考镜源流，辨章学术，于梨园轨迹稽古钩沉，诚为词林之鸿宝也。
先生博通经史，以乾嘉考据之法入曲苑，自上古巫觋、唐宋大曲，迄于金元杂剧、南戏传奇，莫不穷源竟委。首章论戏剧之胚胎于古歌舞，次章辨百戏之嬗变于汉唐，而后详述宋元戏文结构、角色、音律之要义。其论元剧之文章，谓"有意境"而"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"，尤为后世所宗。
铅印本者，活字排印之技也，较之旧时雕版，倍增迅捷。商务馆素以精校著称，是本书行款疏朗，讹误绝少，字画清晰可辨。虽为新式装帧，犹存古籍雅韵，堪称民国善本。
其书一出，剧坛学风为之一变。盖前人论曲多溺于评点，而先生独以史家眼目，溯源析流，使散金碎玉顿成体系。后世曲学著述，鲜有不循其途辙者。今观此书，非惟可窥宋元戏曲之盛，尤得见静安先生"二重证据"治学之法，其功岂仅在于伶官之间哉？凡欲究心华夏戏剧者，当以此为门径也。
（全文计四百六十八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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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三藩纪事本末》四卷，清杨陆荣纂辑。其书以纪事本末之体，述明季三藩肇乱、震荡南天之事，自吴三桂倡逆于滇南，耿精忠、尚之信辈蜂起响应，至康熙二十年王师荡平而后已。是编摭拾旧闻，参稽档册，虽非身历其时，然叙事颇有条贯，足备一朝掌故。
陆荣字采南，青浦人氏，康雍间诸生。其学博洽，尤熟稔明季遗事，尝著《殷顽录》等书。此书之作，盖欲补《明史》之阙，使鼎革之际风云变幻，不致湮没无闻。其文简而能赅，事核而不芜，于三藩之叛乱本末、清廷之征讨方略，皆纤悉备载。虽间有传闻异辞，然大体可信，较之野史稗乘，尤为近实。
今所见清抄本，楮墨精良，楷法端严，犹存清初写官遗风。卷端钤"翰林院印"，知为四库采进之本。然检《四库总目》，但存其名而入"存目"，盖以三藩之事涉清廷忌讳，故馆臣有所避忌焉。然则此抄本之流传，正可弥官修史书之隐略，其价值未可轻也。
昔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评史籍云："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史。"杨氏此书，虽囿于时禁未尽驰骋，然已为后世考三藩事者，辟一荜路，其功不可没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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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八十卷，清谷应泰纂辑，光绪十三年广雅书局刊行。夫纪事本末者，肇自宋袁枢，补编年、纪传之阙，因事命篇，原始要终，后世宗之。是书博采《明实录》《国榷》及野史稗乘，自太祖起兵至庄烈殉国，列八十事，首尾完具，赅而不杂。若"靖难之师""夺门之役""三案始末"诸篇，持论平实，考据精审，虽间有纰缪，不失为明史要籍。
应泰字赓虞，直隶丰润人，顺治四年进士，官至浙江提学佥事。当鼎革之际，私修前朝史乘，颇犯时忌。然其叙事简净，论断有法，如论建文逊国曰"仁柔不足以戡祸乱"，议万历怠政谓"因循牵制，坐成瓦解"，皆深中肯綮。张岱尝谓其"事覈而词微"，《四库提要》亦云"在袁氏书之上"。
光绪中，广雅书局重梓是编，较原刊增补《东林党议》《三藩纪事》诸目，版刻精良，校雠严谨，为清末官刻善本。今观其书，虽逊于《明史》之详赡，然条贯分明，便于初学，与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并为史部双璧，诚后学研明事之津梁也。凡治国史者，当与陈鹤《明纪》、谈迁《国榷》参而读之，庶几得窥全豹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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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传纪事本末》五十三卷，清高士奇撰。同治十二年，江西书局以木版镂刻成书。是书以《春秋左氏传》为本，仿袁枢纪事本末之体，分门别类，纂为五十三事。每事自为首尾，原始要终，条贯秩然，诚读《左氏》者之津梁也。
高氏士奇，字澹人，号江村，钱塘人。康熙间以文学侍从，累官至礼部侍郎。其学博综经史，尤邃于《春秋》。尝以《左传》编年错综，读者病其涣漫，乃斟酌袁氏之例，变编年为纪事。始自《郑庄小霸》，迄于《三家分晋》，其间会盟征伐、灾祥祸福之属，皆聚其事而区其类。又参以《国语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及先秦诸子之说，附以"补逸""考异""辨误""考证""发明"五目，稽核异同，折衷至当。其考辩之精，去取之慎，实有补于经学。
江西书局重刊是书，校勘精审，纸墨俱佳。版式疏朗，字画严整，犹存清刻雅韵。昔人谓高氏此书"使二百四十年之事，朗若列眉"，洵非虚誉。学者欲究《春秋》之微言，考列国之故实，此编其首选也。
按：《四库提要》称其"参校颇不苟"，然亦讥其"体例踳驳"。然则割裂旧文之讥，固难免焉。惟其便于初学，功在启牖，至今犹为读《左》者所重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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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书》二百卷，乃后晋刘昫等所纂，世称《旧唐书》，以别于宋祁、欧阳修之《新唐书》。是书肇修于天福六年，时石敬瑭以契丹之助得国，命宰臣赵莹监修。莹博采史料，广征文献，功未竟而离任。昫继其业，开运二年奏上，故题昫名。盖承唐室遗文，据实录以成编，虽五代丧乱之余，犹存有唐一代之典章制度、治乱兴衰，实为史家之瑰宝。
其书纪传完备，志表俱全。本纪二十卷，自高祖迄哀帝，叙三百年帝王之事；列传百五十卷，载将相名儒、忠烈节义之辈；志三十卷，详天文、地理、礼仪、食货诸制。尤可贵者，武宗以前多采《唐实录》，叙事详赡，文笔质朴，虽间有繁芜之讥，然存原始史料甚富。后之《新唐书》务为简奥，反多削删。故司马光修《通鉴》，于唐事多取旧书为本。
百衲本者，商务印书馆集宋刻残本配补而成，虽非全帙，然存版本之真，学者珍若拱璧。昔人谓"旧书以赡博胜，新书以简严胜"，二者并行，可互见短长。今观刘昫之书，犹见唐世风采，是知文献足征，信而有征，岂可轻议哉！
（按：全文共分四段，首述成书源流453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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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书》二百卷序
《唐书》者，后晋丞相刘昫等奉敕所纂也。天福中，石敬瑭据中原，诏集史馆诸臣，裒辑唐室遗闻，参酌旧录，勒为成书。盖唐亡未远，文献犹存，故其所载典章制度、君臣事迹，颇称详备。然以五代纷攘，典籍散佚，加之成书仓促，或有疏漏抵牾之憾，后世病焉。
其书凡本纪二十、志三十、列传百五十，合二百卷。本纪仿《春秋》编年，撮举大纲；志述礼乐、食货、百官之制，足资稽考；列传则录将相名臣、儒林文苑，旁及四夷诸蕃，蔚为大观。虽笔力未逮《史》《汉》，然有唐一代之治乱兴衰，粲然可观矣。
明嘉靖十八年，闻人诠得宋刻本于吴中，苦其漫漶，乃重加校雠，刊以行世。闻人氏素精校勘，是刻削讹补阙，颇正旧本之失，纸墨精良，为世所重。今观其版式疏朗，字画端庄，犹存宋椠遗风，诚明刻之善本也。
後之览者，当知晋人所纂，虽有未臻；明贤所刊，实存功绩。读唐史者，宜兼考《新书》，参校得失，则千古得失，或可鉴焉。
简端谨识。
（全文计四百三十七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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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《唐书》版本略考**
《唐书》二百卷，五代后晋刘昫等奉敕纂修。肇自高祖，讫于哀帝，述唐室三百年之兴衰，录典章文物之沿革，为纪传之鸿篇，史林之巨制也。宋绍兴间，两浙东路茶盐司重刊其书，以广其传。
昔唐亡而史籍散佚，梁唐晋汉周迭兴，文献凋零。至后晋天福中，高祖石敬瑭以宰相赵莹监修唐史，刘昫、张昭远等踵而成之，开运元年奏上，今所称"《旧唐书》"者是也。然五代扰攘，其书未显。洎宋兴，文教聿修，欧阳修、宋祁别撰《新书》，由是刘昫之书寖微。
绍兴乃南宋高宗年号，偏安江左，而稽古右文不辍。两浙茶盐司者，主钱榷之政，然亦兼事刻书，校勘精审，纸墨俱良。是刻也，半叶十四行，行廿五字，白口左右双阑，版心题"唐书几"及刻工名，犹存北宋遗风。其字体端严，摹印清晰，洵为浙本上乘。且避宋讳至"构"字，可证其为绍兴原刊，非后世覆刻。
明清以降，是书传本渐稀，黄丕烈、陆心源诸家争相宝藏。今观茶盐司本，虽卷帙偶缺，然唐史旧貌赖以存焉。刘昫之笔或逊于欧阳，然叙事详赡，多存诏令章疏，后人考唐事者，舍此奚求哉？
**按**：古文凡四百二十言，略述《唐书》源流、版本特征及史学价值。考据与辞章并重，合于乾嘉学派"实事求是"之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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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者，一百三十卷之巨著，西汉司马迁所撰，后世诸贤补注，尤为史家之圭臬。是书囊括上起轩辕，下迄汉武之历史，纪传体例开后世之滥觞。其卷帙浩繁，史料翔实，文采飞扬，堪称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南朝宋裴骃，博学多才，尝为《史记》集解，汇诸家之注，阐幽发微，使读者得其要领。唐司马贞，才识卓绝，撰《史记索隐》，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补前贤之未备。唐张守节，精于史学，著《史记正义》，引经据典，旁征博采，辨误正讹，使是书益臻完善。
《百衲二十四史本》者，乃将《史记》与历代正史合璧，汇为一部，便于览者博览群史，而《史记》居其首，足见其地位之尊崇。是书为后世史学、文学、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，亦为中华文化之瑰宝。学者读之，可以知古今之变，通兴废之理，明善恶之辨，识忠奸之分。
盖《史记》之所以垂范后世，非仅因其史料之丰赡，更因其文笔之瑰丽，思想之深邃。司马迁以史为鉴，以文载道，寓褒贬于叙事，藏哲理于辞章。其笔下之人物，各具性格，情节曲折跌宕，令人读之，如亲历其境，感同身受。
总之，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经裴骃集解、司马贞索隐、张守节正义之补注，并《百衲二十四史本》之汇纂，已成为中华文化之不朽经典，学者案头之必备典籍，实乃中华史学之瑰宝，文化之丰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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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晋书》者，唐房玄龄等奉敕编纂之史籍也。全书一百三十卷，载晋代兴衰之事，乃二十四史之一。此书成于贞观年间，太宗以晋代史书芜杂，命房玄龄、褚遂良等重加修撰。玄龄等广采众书，兼收并蓄，终成此巨帙。
《晋书》之体例，分纪、志、传、载记四类。纪者，载帝王之事，自武帝至恭帝，凡十五帝，事无巨细，悉录之。志者，述典章制度，分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食货、刑法、百官等十志，条分缕析，考究精详。传者，列臣子之行迹，上至王侯将相，下至隐逸方技，凡数百人，各具风采，或忠或奸，或智或愚，皆可资鉴戒。载记者，记十六国之事，虽偏居一隅，然其事亦不可废，故特为记载，以补正史之阙。
此书之编纂，虽承前代旧文，然亦有新创。如《五行志》详载灾异，以资警戒；《载记》专录十六国，以广见闻。其文辞简练，叙事详明，虽有后人讥其“采撷未精，芜杂未删”，然要之不失为一代信史。后世研究晋代者，多赖此书以窥其全貌。
《晋书》百纳二十四史本，乃汇集众本，校雠精审，为世所重。其中虽有讹误脱漏，然瑕不掩瑜，仍为研究晋史者所不可或缺之典籍。盖晋代去今久远，史料散佚，唯此书保存最全，后世虽有补阙拾遗之作，然皆不能出其右。是故，《晋书》之于晋史，犹《史记》之于上古，不可或缺也。
总而言之，《晋书》一书，体例完备，史料丰富，虽有小疵，然大体精当，足为后世史家所取法。其于晋代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皆有详载，实为研究晋史之要籍，学者不可不读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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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后汉书》九十卷，乃南朝宋范晔所撰，唐李贤为之注，又有《志》三十卷，南朝梁刘昭作注，西晋司马彪撰。此书载东汉一代之史，上起光武，下至献帝，历载二百余年之事，详实精审，为历代史家所重。范晔以文采斐然见称，叙事简练，议论精辟，尤善于记人物，使英雄豪杰、名臣贤士栩栩如生，读之令人感慨不已。李贤之注，广征博引，考据精详，辅翼范书，使其义理更为明彻。至于司马彪之《志》，补范书之缺略，尤以《舆服志》《礼仪志》为后世所重，刘昭所注，亦钩玄提要，颇资考证。
百衲二十四史，乃集历代正史之大成，校勘精审，版本珍贵。《后汉书》为其一，自宋以来，历朝刊刻，辗转流传，至明清之际，版本繁多，然错讹亦多。百衲本以宋元旧椠为主，校勘精良，较他本为胜，实为研究东汉史事之必备文献。
此书卷帙浩繁，内容丰富，既载帝王将相之兴衰，亦录士农工商之生活，尤以列传为精彩，详述人物事迹，表彰忠良，贬斥奸佞，寓教于史，堪称史家之典范。范晔虽身处南朝，然其史学思想通达古今，笔力雄健，叙事议论，皆能发人深省。李贤、刘昭之注，亦为后世学者所重，使《后汉书》之价值更为彰显。
总之，《后汉书》为历代史家所重，其文采斐然，史识卓越，加之李贤、刘昭之注，司马彪之《志》，使其成为研究东汉历史之重要典籍。百衲本《二十四史》中之《后汉书》，尤为珍贵，堪为史学研究之宝典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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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齐书》五十九卷，南朝梁萧子显所撰，乃纪传体史书，专述南齐一朝之事。书成于梁代，为二十四史之一，今存百衲本，乃后世辑佚校勘之本也。
萧子显，字景阳，梁武帝萧衍之侄，博学多才，尤擅史学。其撰《南齐书》，承袭前代史家之遗风，兼采众家之长，成一家之言。书分本纪、列传、志三部分，本纪载南齐诸帝之事，列传叙文武百官之迹，志则详述典章制度、天文地理等，体例严整，条理分明。
《南齐书》所记南齐一朝，自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元年（479年）至齐和帝萧宝融中兴二年（502年），凡二十四年。其间政治变迁、军事战事、文化发展，皆有所载。萧子显秉笔直书，不避忌讳，虽为梁臣，然于南齐之事，多能客观记述，不失史家之责。
书中列传尤具特色，人物刻画细致入微，事迹叙述生动翔实。如《王僧虔传》载其清廉自守，拒受贿赂；《王融传》述其才学出众，然因参与政变而遭诛杀，皆可见萧子显之文采与史识。此外，书中志部分亦颇有价值，如《礼志》详载南齐礼制，《律历志》记载天文历法，皆为研究南齐文化之重要资料。
百衲本二十四史本，乃清代学者辑佚校勘而成，广采众本，力求完善。其于《南齐书》之校勘，尤见功力，于原文之脱误、衍文、倒错等，皆有所补正，使此书更加完整可读。
《南齐书》虽为南朝梁人所撰，然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。萧子显以其渊博学识与严谨态度，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详实可靠的南齐史，实为研究南朝历史之重要典籍。百衲本之流传，亦使此书得以广布于世，为学者所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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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书》者，凡百卷，南朝梁沈约所撰也。是书乃纪传体史书，以纪宋四帝之事，兼载八志，详叙其制度沿革。约字休文，吴兴武康人，博学多才，通经史，善属文，仕梁为尚书令，领著作郎。时值齐、梁之际，国史未备，约乃承诏编纂，成此巨著。
《宋书》之体例，本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而稍加损益。其帝纪十卷，述刘宋自武帝至顺帝之世，凡六十年之史事。列传七十卷，载诸臣、外戚、宗室、儒林、文苑、隐逸、方技、列女等，人物众多，叙事详赡。八志二十卷，曰天文、律历、五行、礼、乐、职官、舆服、州郡，虽承前代之遗规，而于宋制尤详，可为后世考证之资。
是书之成，史料多取自宋国史、起居注、实录等，约虽加以润色，然大体不失其真。其文辞雅洁，叙事简洁，议论精当，尤以八志见长，足补前史之阙。然亦时有疏漏，如列传中偶有重出，或人名、地名有误，此乃当时记载之未尽善也。
《宋书》传世，版本甚多，而以百衲二十四史本为善。此本乃清季杨守敬等据宋元旧本精校而成，校勘精审，刻印精美，是为学者所重。后之治宋史者，莫不资是书以为依归。
沈约撰《宋书》，虽承前代史法，然亦自有特色。其叙人物，尤重德行，论制度，务求详实。是书之成，不仅为宋之一代史，亦为六朝史学之重要篇章。后人读之，可知宋之兴衰，亦可窥见六朝社会之风貌。
然《宋书》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史料之丰富，亦在于其编纂之谨严。约之撰是书，虽在梁代，然其史料则多取自宋时，故其记载，多可信据。后世史家，若欲研究宋之历史，是书不可不读也。
综上所述，《宋书》百卷，沈约所撰，乃六朝史籍中之佼佼者。其书体例严谨，史料详实，文辞雅洁，议论精当，足为后世史家之楷模。百衲二十四史本，更增其价值，为学者所珍视。读是书者，于宋之历史，可了然于胸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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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梁書》五十六卷，唐姚思廉所撰也。此書為百衲二十四史之一，乃紀傳體史籍，專述南朝梁代之史事。梁朝承齊之衰，啟陳之興，歷五帝，凡五十五年，其間政治、文化、軍事諸端，皆具特色。姚思廉秉承父志，博采眾書，考據翔實，敘事謹嚴，乃成此不朽之作。
《梁書》始自武帝蕭衍建國，終於敬帝蕭方智禪位，分紀傳兩體。本紀十二卷，載諸帝事蹟，詳其治亂興衰；列傳四十四卷，錄文武百官、賢臣良將、學者文士等，或述其功業，或記其德行，或載其文采。其中，武帝紀、元帝紀尤為詳盡，蓋梁朝盛衰，繫於二帝之手。武帝創業垂統，文治武功皆有可觀；元帝勤於政務，力圖中興，然終因時勢所迫，未能挽狂瀾於既倒。
姚思廉撰此書，旁徵博引，參考《梁典》、《梁紀》等舊籍，又兼採當時碑銘、譜牒、文集等，力求信而有徵。其文筆簡潔，敘事明晰，議論精當，頗得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之遺風。書中於政事、制度、風俗、文化等，皆有詳細記載，為後世研究南朝梁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。
百衲本《梁書》為宋以後刊本，其版本精良，校勘嚴謹，乃現存《梁書》各版本中最為完善者。此書與《陳書》並行，合稱《梁陳書》，為二十四史之一，歷代學者皆重之。清代四庫館臣亦譽其「敘事詳實，議論公允」，堪為史家典範。
綜觀全書，姚思廉以史家之筆，記錄梁朝興衰得失，既有對歷史真相的追尋，亦有對人物功過的評價。其書不僅為研究南朝史事之重要依據，亦為後世史家提供寶貴之借鑒。故《梁書》一書，實為史學典籍之瑰寶，值得後世學者研讀與傳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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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魏书》一百十四卷，北朝北齐魏收所撰，乃百衲二十四史之一也。是书为纪传体通史，载北魏一朝之兴衰，上起道武帝拓跋珪，下至孝静帝元善见，凡二百余年之事。魏收，字伯起，钜鹿下曲阳人，少负才名，博涉经史，尤长于文辞，齐文宣帝时，以史才见重，诏修《魏书》。收遂潜心著述，历十载而成此书，然其间颇涉私憾，褒贬不一，故后世多有诟病。
《魏书》卷一至卷五为帝纪，述北魏诸帝之政事，卷六至卷十三为后妃传，载后宫之轶事，卷十四至卷九十三为列传，叙文武百官、宗室、外戚、儒林、文苑、方技、列女等人物事迹，卷九十四至卷一百十二为志，分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礼乐、职官、食货、刑法、百官、舆服等诸门，卷一百十三、一百十四为附传，记北魏亡国之君及后事。
《魏书》叙事详赡，史料丰盈，然因其笔法偏颇，褒贬失当，故《北齐书》称其为“秽史”。然瑕不掩瑜，此书仍为研究北魏历史不可或缺之典籍。百衲二十四史本，乃清人辑校之本，校勘精审，版本珍贵，为学者所重。今观《魏书》，可窥北魏一朝之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诸方面之演变，亦可见史家著述之难，褒贬之不易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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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胡注举正》一卷，清陈景云所撰，载于四库全书之中。是书专为胡三省注《资治通鉴》举正其误，补阙其遗，诚为史学之瑰宝，考据之精粹也。胡氏之注，虽博极群书，然千虑一失，难免有疏。陈氏精研史籍，旁搜远绍，凡胡注中讹误者，皆一一指摘而正之，是以举正之名，实至名归。陈氏之考据，严谨细密，征引广博，于史实、地理、职官、典章，无不精核。其论据确凿，论理透辟，足为学者研读《资治通鉴》之津梁。是书虽篇幅不长，然其价值不可小觑，为后世治史者所重，亦为考据学之典范。陈氏之勤勉，可见一斑，其于史学之贡献，实堪嘉许。《通鉴胡注举正》之存世，不仅为胡氏之注增色，更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，实为史林之佳作，学海之明灯也。\n\n以上为文言文介绍，如下是扩展知识：
《通鉴胡注举正》是清代学者陈景云对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所注《资治通鉴》进行校勘和补充的著作。胡三省的注解虽然广博，但由于时代和知识面的限制，也存在一些错误和遗漏。陈景云通过深入研读和广泛考据，对胡注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纠正和补充，使得《资治通鉴》的研究更加完善。这部作品不仅体现了陈景云对史学的深厚功底，也展示了清代学者在文献考据方面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风貌。《通鉴胡注举正》被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，成为中国史学考据学的重要典籍之一，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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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资治通鉴补》者，明季严衍所撰，凡二百九十四卷。衍字宗武，嘉善人也，博学多才，尤精史学。是书以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为本，补其阙漏，考其异同，务使事核文详，义理昭晰。衍自谓：“温公之书，如大海之纳百川，然亦不免有遗珠之憾。予不揣固陋，欲补其未备，以备后之览者。”其用心之勤，用力之深，可见一斑。
书中所补，多取《通鉴》以外之史籍，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三国志》等，兼及诸子百家、文集笔记，凡有关治乱兴衰、人物事迹者，皆采摭而考辨之。其体例一依《通鉴》，以编年为纲，以事为目，每卷之首，皆标年月，便于检索。凡所补之文，皆以小字双行注之，以示区别。其间或考异同，或正讹误，或补阙略，皆以“衍按”二字标识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
是书成于明末，然未及付梓。至清光绪二年，始由思补楼以木活字印行，流布于世。其印本精良，字迹清晰，版式整饬，书品上佳。卷首有衍自序及门人序跋，详述撰述之由及补正之意，为读者研读是书之指南。
《资治通鉴补》者，虽为补阙之书，实有承先启后之功。其补正之文，或可为《通鉴》之辅翼，或可为史学之参考。后世学者，若欲究《通鉴》之精微，当以此为津梁矣。衍之此书，诚可谓“补史之阙，成史之全”者也。其功在史学，不可泯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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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十四卷，南宋王应麟所撰，四库全书本。王应麟，字伯厚，号深宁居士，鄞县人，博学鸿儒，著作等身，尤精于史学地理。《通鉴地理通释》者，乃王氏以《资治通鉴》为本，考辨地理，详释地名，补史之阙，正史之讹，实为史学、地理学之瑰宝。
此书以《通鉴》为纲，依年次辑录，凡山川、郡县、关隘、津渡、城池、宫殿等地理之名，一一考订，详其沿革变迁，辨其方位异同。王氏博采群书，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，考证精详，举凡《水经注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等史籍，皆为其征引，又及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舆地广记》等地理志书，亦为其参校，故其书学术价值甚高。
书中所考地理，既详其古，又述其今，古今对照，一目了然。如《通鉴》所载地名，或有古今异称，或有方位变迁，或有建制改易，王氏皆一一考辨，详其原委，辨其是非，使读者知其然，更知其所以然。其书于地理沿革之考辨，可谓详备，于史学考证之精审，亦堪称独步。
《通鉴地理通释》虽为地理之书，然其内容不专限于地理，兼及历史、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诸方面，为研究《通鉴》及中国古代地理、历史之必备参考书。其书之成，不仅补《通鉴》之不足，更为后世学者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，诚为不可多得之学术珍品。
此书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列为史部地理类，四库馆臣称其“考证精详，足补史传之阙”，可见其书之价值，诚为后世所重。今读其书，犹可想见王氏治学之严谨，学识之宏博，诚为南宋学术之巨擘，地理学之大家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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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地理通释》十四卷，南宋王应麟所撰，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也。应麟，字伯厚，号深宁居士，博学多才，精于史地，此书乃其穷究史籍、考订地理之作也。全书以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为本，详释书中地名、山川、城郭、疆域，以求史事之明，地理之确。
书分十四卷，卷一至卷三为《历代州域总叙》，考辨上古至五代之州郡沿革，追溯其源流，辨析其同异。卷四至卷九为《历代山川考》，详述大禹治水之迹，考辨黄河、长江等大川之变迁，以及名山大岳之方位。卷十至卷十二为《历代郡国考》，论列自秦至唐之郡县建置，考其疆域，辨其名实。卷十三为《历代都邑考》，述历代都城之变迁，考其建置，辨其兴衰。卷十四为《历代边防考》，论列自古之边防要地，考其形势，辨其得失。
应麟此书，考据精详，引证广博，凡史书地志、碑碣笔记，无不采摭，尤重《水经注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等典籍，辨讹补阙，考订精审。其论地理，不仅详其今昔之变，更探其缘由，究其兴废，于史地之学，功莫大焉。
至元六年，庆元路儒学士人重刻此书，以广其传。此书刻印精良，字迹清晰，版式规整，为元版中之佳品。其所考地理，不仅于史学有补，亦为后世地理研究之重要参考，实为史地学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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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答问》五卷，南宋王应麟所撰，入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此书乃承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之余绪，发其微旨，补其阙略，专为答问体，究史事之故实，推义理之精微。王应麟，字伯厚，号深宁，博学多识，尤精于史学。其书以《通鉴》为本，采摭群籍，考辨异同，问答之间，颇见卓识。
卷一至卷五，依次论及《通鉴》所载汉、唐、五代诸史事。每有疑难，王应麟皆深究其原委，详考其源流，或引经据典，或据实推证，务求明辨是非，究极义理。其答问之中，既不拘于旧说，亦不囿于偏见，务在求是求真。如论汉高祖之失策，则引《汉书》原文，剖析其因；论唐玄宗之祸乱，则据《唐书》所载，推原其始。凡此诸端，皆可见其考史之精严，论事之公允。
此书本为解惑释疑而作，然其价值不仅限于此。王应麟以史为鉴，借《通鉴》之事，阐发治乱兴衰之理，悠关国家治道。其议论多切中时弊，足为后人治国安邦之借鉴。且其文辞雅正，义理深邃，非浅尝辄止者所及。观其书，既可知史事之始末，亦可悟义理之精微，诚为研习《通鉴》者之必备。
综而论之，《通鉴答问》一书，乃王应麟以《通鉴》为本，辅以群籍，详考史事，深究义理之大作。其答问之间，既见考据之精严，又显议论之卓识。此书不仅为《通鉴》之辅翼，亦为后世研史者之圭臬。若欲深研《通鉴》，究明史事，此书不可不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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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答问》五卷，南宋王应麟所撰，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。是书乃应麟答门人问《资治通鉴》之疑义者也。其书博采群言，精研义理，推本史事，阐发幽微，诚《通鉴》之羽翼，史学之津梁也。
应麟字伯厚，号厚斋，庆元鄞县人。幼颖悟，博极群书，尤邃于史学。尝以《通鉴》一书，纪事详备，义理深邃，然学者或不能尽晓，乃取前人未发之旨，设为问答，以解其惑。其书虽仅五卷，然搜罗广博，辨析精当，凡史事之疑滞，义理之难明，皆一一剖析，务使读者豁然开朗。
是书之刻，乃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所为。其时儒风之盛，学术之昌，可见一斑。其版式古朴，字迹遒劲，虽经数百年之沧桑，犹可见其当年之风采。且书中多引先儒之说，参以己意，折衷至当，非徒为训诂之学，实有补于经史之阙疑。
夫《通鉴》一书，司马温公集大成之作，然其义蕴深广，学者或难窥其奥。应麟此编，补正前人之未备，发明后学之未明，诚为读《通鉴》者不可不观之书也。其书虽非尽述史事，然所言皆关涉《通鉴》要义，足见应麟于史学之造诣深矣。
观是书者，既可明《通鉴》之旨，又可增史学之识，实为研史者之宝筏。而庆元路儒学之刻本，尤足为藏书家所珍，学术史上之瑰宝也。后世学者，宜宝而重之，以传于久远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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