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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书类
| 版本 | 古籍名称，卷数，著者，版本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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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故唐律疏议〉题跋》
《故唐律疏议》者，唐律之圭臬也。凡三十卷，唐司空长孙无忌奉敕主撰，贞观群臣共参其务。是书以《永徽律》为经，疏解为纬，阐律义如月映川，明科条若纲在纲。历代刑名之要，尽萃于斯，诚煌煌巨帙，为后世立法之宗。
洎乎民国，出版耆宿张元济氏，掇其讹阙，成《校勘记》一卷，罗列异同，辨章学术，俾宋椠精义益彰。复附唐贤所撰《律音义》一卷，旧题李白著，然考其文质，或系托名，要亦唐人遗绪，足资参证。
此本乃四部丛刊三编所收，影摹吴中潘氏滂憙斋旧藏宋刊本。潘氏藏书，素称精审，滂憙斋所庋，尤多琅嬛秘笈。宋刻字体端严若庙堂器，楮墨灿然犹带汴京遗韵。张氏择此善本影布，存古之道可谓勤矣。
夫唐律上承汉魏，下启宋明，疏议更明慎刑恤罚之旨。今得宋本传其真，校记匡其谬，音义通其滞，三者备而唐律之全璧复现。学者由是窥延陵听讼之精微，究长孙立法之深意，不亦善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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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《为政忠告》四卷简介**
《为政忠告》者，元臣张养浩所撰，凡四卷，乃为官牧民之箴规也。养浩，字希孟，号云庄，历城人氏，历官御史、礼部尚书，以清直闻于朝野。是书萃其宦海心得，以诫后来，诚为政者之明镜也。
卷一曰《牧民忠告》，述临民之要。养浩曰："善牧者，如慈母之育婴，严父之教子。"其言谆谆，申爱民、清廉、勤政之义，谓"一毫之苛，民受其弊；片言之欺，德损千钧"。卷二《风宪忠告》，则专言御史职守，论纠劾之道，贵在公正，曰："持宪当如衡之平，不可倚轻倚重。"凛然有古直臣之风。
卷三《庙堂忠告》，乃宰辅之圭臬。养浩尝参机要，故其论进退、谋国、用人，皆切中肯綮。尤重"去谗远佞"之说，谓"国势之隆替，系于君子小人之消长"。末卷《经进忠告》，集奏对之要，兼及修身慎独之理，若"持身如执玉，谋国若临渊"诸语，皆可铭座右焉。
昔四部丛刊三编影元刻本，纸墨精良，行款疏朗，犹存元椠旧貌。其书也，文辞简质而义理宏深，非徒空谈，实履践有得之言。后世治吏者，若能取其忠悃，效其恳切，则何患政道之不昌乎？噫！斯编之价值，岂特一时而已哉！
（全文计四百六十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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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〈棠阴比事〉小引》
《棠阴比事》者，宋慈溪桂公万荣所辑也，凡二卷，皆折狱之精要，明察之渊薮也。昔皋陶垂典，五刑攸叙；子产铸书，九章维彰。桂公承先贤遗绪，掇历代听讼之奇，参伍比事，著为斯编。其书首刊于宋季，元人复缮钞以传，今所见者，乃四部丛刊续编影元钞之本，楮墨凝古，犹存旧观。
夫其书体例，盖承《疑狱集》《折狱龟鉴》之余脉，凡一百四十四则，皆以四字标题，若"司空省发""王璩辨奸"之类，排比成韵，朗朗可诵。每则先叙案情，次载谳词，终明惩劝。其采摭自春秋以逮赵宋，凡理官明断、胥吏奸伪、刑名巧诈之事，靡不包罗。如张咏察灼伪券，元绛证儿隐年，皆剖决如神，允为后世范式。
桂公尝牧于建康，兼理刑名，深谙刑狱幽隐。故是编所述，非徒炫异，实寓哀矜。其自序云："凡典狱之官，当究事实，察情理"，诚仁者之言也。后明吴讷删补为三卷，虽篇什增益，然去桂公本旨远矣。今观元钞旧本，犹见宋人风骨，墨花灿然，若棠棣之庇讼庭，千载之下，犹闻清议空堂之声焉。
四库馆臣称其"多可以广见闻而资触发"，斯言不诬。学者得兹一编，参之律令，验之今情，则折狱之能事毕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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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作邑自箴》十卷，北宋李元弼所撰也。李氏字持国，山东人，少负经世之志，尝历州县，深谙吏治得失。是书乃其宦游之余，积平生阅历而成，专言为吏之道，盖欲使后世临民者知所箴规焉。
其书体例周详，内分官箴、民训、刑政、财赋诸目，凡州县治务，靡不赅备。卷首论居官心法，谓"清、慎、勤"三字乃吏道根本；继言听讼折狱之术，强调验状须亲，量刑贵中；又述催科抚字之方，力主宽猛相济。其文不尚浮华，多载案牍程式、律令要领，尤详于防奸杜弊之法，若《理讼条约》《赈灾条格》等篇，皆可见其实用。
此书初刊于淳熙年间，明代尚有传本，至清渐湮。今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所影钞者，乃据南宋淳熙旧本，虽纸墨漫漶，犹存宋椠典型。每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，版心记"作邑几"字样，鱼尾下缀刻工氏姓，可考当时刊刻之绪。
昔四库馆臣谓其"近乎刑名家言"，然细观之，实得《周官》遗意。其所载文移格式、簿籍之法，非徒为刀笔吏设，实寓移风易俗之旨。近代徐乃昌尝校刻于《随庵丛书》，谓："宋人政书之存世者鲜，此编尤足补《庆元条法》之阙。"诚为知言。今观其训诲属吏"如待子弟"，诫约豪强"当视仇雠"，凛然有古循吏风，洵为宋代地方治理之珍贵实录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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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麟台故事》简介
《麟台故事》者，宋程俱所撰，凡五卷，今阙其四至五，残编犹珍，吉光片羽也。书以"麟台"为名，盖取秘书省掌图籍之义，所录多两宋馆阁旧闻、典章制度。程氏尝直秘阁，躬预编校，故其述诸司职掌、书籍聚散、文士迁黜，皆如指掌，足补《宋会要》之遗。昔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称其"纪祖宗时馆阁故事"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谓"翔实可征"，洵为考镜北宋典章之瑰宝。
是书流播既久，卷帙渐残。民国年间，张菊生先生元济主商务印書館事，辑《四部丛刊续编》，乃据宋钞本精摹影刊，复撰《校勘记》一卷附焉。张氏校雠，参稽群籍，举凡字句讹脱、篇简错乱，皆标疑正误，如老吏断狱，毫发毕现。其宋钞本源出内阁大库，楮墨古雅，较它本尤存旧观，虽蠹痕宛然，而神采未沫，真海内之孤本也。
观此书之厄而复兴，犹睹文脉之绝续。昔陆心源《仪顾堂题跋》尝叹"藏书不如刻书"，今张公既传古本之真，复匡其谬误，使程氏旧编得续命于芸编，岂非邹鲁之士所当焚香拜诵者欤？后之览者，当知文献传世之艰，先贤护持之力，而《麟台》一编，不独为掌故之渊薮，亦乃版本学之圭臬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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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《通典》简介**
《通典》者，唐贤杜佑所纂，凡二百卷，典章制度之宏编也。佑字君卿，京兆万年人，以明经致位，历仕玄、肃、代、德四朝，官至司徒，封岐国公。其学该博，尤谙政术，因感刘秩《政典》之未备，乃广采经史，旁及百家，积三十六年之功，成此巨帙。
是书肇于大历之元，讫于贞元之季，分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州郡、边防九门，上溯黄虞，下穷唐季，网罗古今，举其纲要。其体例之精，考据之详，为前代所未有。盖以《周礼》六官为本，参以《管子》《史记》之法，条贯秩然，诚经世之渊薮也。
元大德十一年，抚州路重锓诸梓，以广其传。此本版式疏朗，字画端严，犹存宋椠遗风。其卷首序跋完备，纸墨莹洁，洵为元刻之上驷。明清以降，版本滋多，然皆祖此抚州本而出。
昔人称其"纲领宏大，考订该治"，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，多所取资；郑夹漈作《通志》，亦效其体。盖杜公之书，不徒资典故，实为治道之龟鉴，后世政书之鼻祖也。学者欲窥历代损益之迹，舍此奚适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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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筹海图编》十三卷，明胡宗宪撰，明天启四年胡维极刻本。斯编乃宗宪督师平倭时所作，事涉海防，意在图强。其书广搜博采，详载沿海形胜、兵制、战守之策，兼及倭寇之由来、侵扰之状，以备御之方略为首务，诚海防之要典也。
宗宪，字汝贞，号梅林，徽州绩溪人。嘉靖进士，历官浙江巡抚，总督浙直军务。时倭寇猖獗，宗宪运筹帷幄，屡建奇功。其于海防，既重兵备，亦重民政，双管齐下，成效显著。此书即其多年御倭经验之结晶，非纸上谈兵者可比。
是书凡十三卷，卷一总论海防大势，卷二至卷五详述沿海各省地理形势，卷六至卷九专论海防兵制及战术，卷十至卷十二记载倭寇活动及剿抚之策，卷十三附录有关文献。其体例严谨，内容详实，尤以沿海地图、兵要地志为精审，为后世研究海防史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天启四年，宗宪族孙维极重刻此书，以广流传。刻本版式整饬，字体工丽，图绘精致，为明代版刻之上乘。书中地图，尤具特色，既承古法，又开新创，于海岸、岛屿、港口、兵力部署等标注详尽，直观易晓，为研究明代海防地理不可或缺之资。
然此书亦非尽善，或因时代局限，或有讹误疏漏，然其价值不可掩也。后世学者，若欲探究明代海防之制，御倭之史，此编实为必读之书，亦为研究中国海洋史、军事史、地理史之重要文献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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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筹海图编》十三卷，明邵芳图、郑若曾共撰，嘉靖四十一年胡宗宪刻梓。是编者，志在筹海防，固疆域，以御倭患。其时，倭寇猖獗，沿海郡县屡遭其害，朝廷亟需良策以安边。邵芳图、郑若曾二公，博采群书，广徵舆图，汇集众议，成此巨帙。
书中首列沿海全图，次分省详绘，凡山川、岛屿、港汊、险隘，无不精审。又载水师战舰、火器弓弩、屯田积谷、兵粮饷需诸事，条分缕析，务求实效。其论海防，主张固本慎守，兼以攻讨，既重兵备，亦重民力，可谓深得兵家之要。
是编之成，不仅为御倭之利器，亦为后世治海防者所宗。其史料之丰富，考据之严谨，论述之精辟，皆足称道。然书中所载，亦有因时制宜之作，后世当审时度势，灵活运用，不可泥古不化。
总之，《筹海图编》一书，实为明代海防文献之瑰宝，亦为研究中国海防史不可或缺之作。其问世，不仅为当时之急需，更为后世之鉴戒。今人研读此书，既可晓知明代海防之策，亦可窥见古人谋国之苦心孤诣，诚可谓一举而两得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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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一卷，清人金简所撰。此书乃乾隆朝武英殿聚珍版书之刻印程式，详载其制版、排版、印刷诸事，为研究清代印刷术之重要文献也。
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高宗皇帝敕令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并设立四库全书馆，广征天下遗书，次第编订。为便于刊行，复命武英殿采用聚珍版印刷之术，以节省工料，加速成书。金简时任武英殿总裁，主持其事，遂撰此书，以纪其法。
是书首叙聚珍版之由来，谓其法源自宋之活字版，然又有所改进。次则详述制版之法，先以枣木雕刻单字，再按书稿排版，校对无误后，始行印刷。书中于刻字、排版、校对、印刷诸环节，皆条分缕析，备载其要。如刻字则须字形端正，笔画清晰；排版则须字距匀称，行款整齐；校对则须逐字勘对，务求无误；印刷则须墨色均匀，纸面光洁。凡此种种，皆有程式可循，足见当时印刷术之精工。
此书不仅为武英殿聚珍版书之操作规程，亦为研究清代印刷技术之珍贵资料。其所载之法，虽为木活字印刷，然其工艺流程、技术细节，皆可为后世之借鉴。且书中所述之刻字、排版、校对诸事，亦为研究古代书籍制作工艺之重要参考。
金简，字慎斋，江苏吴县人。乾隆间以文学进，历官至武英殿总裁。其主持武英殿聚珍版书之刻印，功绩卓著。此书为其心血之作，虽仅一卷，然其价值不可小觑。
《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一卷，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今存于世，为研究清代印刷术与书籍制作工艺之重要文献。学者观此书，可知乾隆朝武英殿聚珍版书之制版、排版、印刷诸事，亦可窥见当时印刷技术之精妙。此书虽为程式之书，然其内容丰富，记载详实，实为研究古代印刷术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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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麟台故事》五卷，宋程倶所撰，乃集史部杂史类之书也。此书详载宋代之掌故，尤以朝章国典为要，凡宫廷礼仪、官制沿革、政事变迁，皆备录无遗。程倶以博学闻，其书既为当时所重，后亦为研究宋史者所必考。
是书之传世，版本甚夥，其中以武英殿聚珍版最为精善。武英殿本乃清乾隆间内府所刻，纸墨精良，字画端严，堪称善本。福建本、浙江本、江西本亦各具特色，然皆逊于武英殿本。诸本虽互有参差，然其所记史实，大抵相符，足见程倶原书之确凿。
《麟台故事》所载，上自太祖开国，下迄高宗中兴，凡六朝六帝之事，莫不网罗。书中于宋初之政事，尤为详尽，如太祖之削平僭伪，太宗之确立官制，真宗之定国是，仁宗之修礼乐，英宗之改政体，神宗之变法图强，皆一一载之，其于研究宋代政治制度，实有裨益。
又，书中于宋代之文化教育，亦多所涉及，如学校之建置，科举之沿革，文风之变迁，皆有所考。程倶既以文名，其所记文教之事，尤见精审，可资后世之参考。
总之，《麟台故事》一书，乃研究宋代史事之重要典籍，虽篇幅不多，然所载皆史实之精华，为学者所宝重。武英殿本之精，福建、浙江、江西各本之备，皆使是书成为不可多得之文献，诚为古籍中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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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汉官旧仪〉
二卷
.武英殿聚珍版书本
《汉官旧仪》二卷，《补遗》一卷，汉卫宏撰。此书乃汉代官制之典章，详载汉官之旧仪，以补《汉书》之阙。卫宏，字伯儒，东汉初年人，博学多才，通晓古今，曾为郎官，深谙朝廷礼仪，故撰此书，以传后世。
本书分为二卷，上卷述汉官之职掌、品秩、礼仪等，下卷载汉官之典故、掌故。补遗一卷，乃后来学者所辑，以补本书之未备。书中所记，皆汉官之旧制，如丞相、御史大夫、九卿、郡守等职，皆详其职掌、迁转、封赏之仪。又有朝会、祭祀、冠婚、丧葬等礼制，皆依汉制，详载其仪。此书为研究汉代官制、礼仪之重要文献，后世学者多所取资。
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刊，以木活字排印，字体工整，版式精美，为清代官刻本之精品。此书版本珍贵，流传甚少，今存者多为残本，然其内容仍为研究汉代官制之重要资料。
《汉官旧仪》一书，不仅详载汉代官制、礼仪，亦可见汉代政治、文化之风貌。书中所述，如丞相、御史大夫等职，皆为汉代重要官职，其职掌、迁转、封赏之仪，皆可见汉代政治制度之完善。又如朝会、祭祀等礼制，皆依汉制，详载其仪，可见汉代文化之昌盛。此书为研究汉代政治、文化之重要文献，后世学者多所取资。
《汉官旧仪》一书，流传已久，然其版本珍贵，流传甚少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为清代官刻本之精品，版本珍贵，流传甚少。今存者多为残本，然其内容仍为研究汉代官制之重要资料。此书为研究汉代官制、礼仪之重要文献，后世学者多所取资。
综上所述，《汉官旧仪》二卷，《补遗》一卷，汉卫宏撰，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研究汉代官制、礼仪之重要文献，版本珍贵，流传甚少。此书为研究汉代政治、文化之重要资料，后世学者多所取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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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《万寿衢歌乐章》六卷，清彭元瑞撰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木活字印行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诸地重刻。此书乃为颂扬圣德，庆贺万寿而作，集歌赋乐章之大成，显盛世之隆昌，彰文治之光辉。**
彭元瑞，字辑五，号芸楫，江西南昌人，乾隆间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其学博识广，文采斐然，深得乾隆皇帝器重。《万寿衢歌乐章》为其奉敕编纂，以歌颂乾隆皇帝之圣德，庆贺其寿辰。全书凡六卷，内容丰富，体例严谨，既承古制，又开新篇，实为清代乐章之杰作。
卷一至卷三，多为颂歌，辞藻华丽，意境高远，颂扬皇帝之文治武功，德被四海，福泽万民。卷四至卷五，则以乐章为主，音律和谐，节奏鲜明，寓意深远，表达对皇帝之忠诚与祝福。卷六则收录诸臣所献之贺词，言辞恳切，情真意挚，尽显君臣之义，家国之情。
此书初以木活字印行于武英殿，后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诸地皆重刻之，流传甚广。其版刻精良，字体工整，纸张上乘，装帧精美，堪称清代版刻之典范。且其内容宏富，文采斐然，不仅为清代乐章之瑰宝，亦为研究清代政治、文化、艺术之重要文献。
《万寿衢歌乐章》问世以来，备受推崇，学者皆以其为清代乐章之翘楚，文坛之瑰宝。其词句优美，音韵和谐，既显盛世之气象，又寓教化于其中，实为集文学、音乐、历史于一体之佳作。今人读之，既可领略清代文学之风采，亦可感受盛世之辉煌，诚为不可多得之珍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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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〉
二十卷
.武英殿聚珍版书本(武英殿本）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者，宋人李心传所撰也。是书分甲、乙二集，各二十卷，详载南宋建炎以来朝廷内外之轶事，以补正史之阙。李心传，字仲思，号秀岩，蜀之井研人，博学多闻，精于史学，著有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书，皆为后世所重。
此书成于南宋中后期，所记之事，自高宗建炎元年（1127）至宁宗嘉定末年（1224），凡百年间朝廷政事、典章制度、人物事迹、风俗民情，无不备载。甲、乙二集，各有所重。甲集多记朝廷大事，如政令之颁布、官制之变更、边事之得失；乙集则详录民间轶闻，如文人墨客之韵事、乡里贤达之德行、奇闻异事之传闻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实为南宋史研究之重要资料，补正史之不足，亦可窥当时社会之风貌。
是书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（武英殿本），乃清乾隆间武英殿所刻，刻工精良，校勘严谨，为版本中之善本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清廷所刻，精选历代典籍，以活字排印，为清代官刻之代表，此本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亦为其中之佳品。
李心传之笔，叙事详实，考据精审，尤重时事之记述，以存史实之真。其书虽为杂记，然所载之事，多可为后世史家所参证。读此书者，既可明南宋朝政之得失，亦可观当时社会之百态，实为研史者之宝典也。
总之，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者，乃宋人李心传精心编纂之作，内容广博，记述详实，为研究南宋历史之重要文献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刻工精湛，流传至今，仍为学人所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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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朝事实》二十卷，宋人李攸所撰，乃记述宋代典章制度、朝政时事之专著也。此书博采群籍，详录史实，举凡官制、礼乐、兵刑、食货、选举、舆地、艺文等事，莫不赅备，实为考稽宋代典章制度之重要文献。
是书之版本，传世者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、福建本、江西书局本、广雅书局本诸种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武英殿据宋刊本重印，校勘精审，刻工精良，为诸本之冠。福建本、江西书局本、广雅书局本，虽亦据宋本翻刻，然或校勘欠精，或刊印粗疏，均不及武英殿本之善。
李攸撰此书，意在补正史之阙，广见闻之资，故其书所载，多为他书所未及。如官制一门，详述宋代官制之沿革，举凡官职之设置、品秩之升降、职掌之增损，无不一一备载。礼乐一门，则详录宋代礼仪制度及乐舞之制，举凡吉礼、嘉礼、宾礼、军礼、凶礼等，无不详述其仪节。兵刑一门，则详述宋代兵制、刑法之沿革，举凡兵制之变更、刑法之制定，无不一一备载。食货一门，则详录宋代赋税制度、货币制度及漕运制度，举凡税赋之种类、货币之种类、漕运之路线，无不一一备载。选举一门，则详述宋代科举制度及官吏铨选之制，举凡科举之科目、铨选之程序，无不一一备载。舆地一门，则详录宋代行政区划及地理沿革，举凡州县之设置、疆域之变迁，无不一一备载。艺文一门，则详录宋代典籍之编纂及文学艺术之成就，举凡典籍之种类、文学艺术之流派，无不一一备载。
此书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所载史实之丰富，更在于其所载史实之准确。李攸博学多闻，又曾历任史官，故其书所载，多据实录，考据精详，可信度高。后人研治宋代历史，多以此书为据，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。
总之，《宋朝事实》一书，乃研究宋代历史不可或缺之重要文献，其版本之善，内容之富，考据之精，皆足称道。后人读此书，当慎择版本，细究其文，方能得其真谛，以资史学之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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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五代会要》三十卷，宋王溥所纂也。溥字齐物，官至宰相，博通经史，尤精典礼。是书备载五代典章制度，为治史者所重。其体例一仿《唐会要》，分门别类，条分缕析，凡五十年间典制因革，莫不靡载。举凡职官、选举、礼乐、兵刑、食货、舆服、祥瑞、灾异等，皆详述无遗。其史料之翔实，考证之精审，堪与《唐会要》相颉颃。
武英殿聚珍版本，乃清乾隆年间所刊，以其校勘精审、刻印精良著称于世。是书卷首有溥自序，述其纂修之旨。序云：“五代之制，与唐不同者多矣，皆因时制宜，不可不考。余故纂而集之，以备史氏之阙。”其用心之勤，可见一斑。
《五代会要》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史料之珍贵，更在于其体例之完备。凡一代典章制度，莫不条理清晰，便于检阅。其于职官制度，详载其设官分职，品秩俸禄，迁转升黜，诸般规定，皆可考见。于选举制度，则详述其科举之制，考试之法，举荐之规，无不备载。于礼乐制度，则载其祭祀之礼，朝会之仪，音乐之制，皆可稽考。于兵刑制度，则详其兵制军备，刑法狱讼，无不条分缕析。于食货制度，则载其赋税徭役，货币粮帛，皆可考见。于舆服制度，则详其车驾仪仗，服饰冠冕，无不备载。于祥瑞灾异，则载其天象变化，祥瑞灾异，皆可稽考。
是书之编撰，不独为五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之史料，更以其体例之完备，为后世史家所效法。其于五代典章制度之详述，亦为后世治史者所取资。故曰：《五代会要》者，五代史之要籍也，治史者不可不读。武英殿聚珍版本，以其校勘精审、刻印精良，更为是书增色不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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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会要》百卷，宋人王溥所撰，乃纪唐代制度典章之巨著也。其书依《周礼》体例，分门别类，详载唐代职官、礼仪、刑法、赋税、选举、舆服等诸端，实为研究唐代典章制度之重要文献。王溥，字齐物，官至宰相，通晓经史，博学多识，其撰《唐会要》，盖欲存一代之典章，垂后世之鉴戒也。
《唐会要》初成于宋太祖乾德年间，历经多次修订，至宋仁宗时方定稿。其书原本已佚，今存者乃后人辑录之本。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清乾隆时所刊，分为武英殿本、福建本、广雅书局本三版。此三版皆以宋本为底本，校勘精审，刻工精美，堪称善本。
武英殿本，刻于乾隆四十六年，为清廷官刻，纸墨精良，版式规整，字迹清晰，乃《唐会要》诸版本中之最善者。福建本，刻于乾隆五十一年，为福建巡抚李材所刊，其版式略异于武英殿本，然校勘亦颇精审，纸墨亦佳。广雅书局本，刻于光绪十六年，为广东广雅书局所刊，其版式虽稍逊于前二版，然纸墨尚可，刻工亦不差。
《唐会要》一书，虽为宋代所撰，然其内容多采自唐代实录、诏令、奏议等原始文献，故其史料价值颇高。后世学者研究唐代制度，多赖此书。且其体例严谨，分类明晰，便于查阅，故为学者所重。武英殿聚珍版诸本，虽为清人所刊，然其校勘精审，刻工精美，足为后世研究《唐会要》之重要依据也。
综观《唐会要》百卷，实为唐代典章制度之总汇，其书虽历经千载，然其价值不减，至今仍为学者所重。武英殿聚珍版诸本，尤为研究《唐会要》之佳本，足资后世学者参考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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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汉会要》四十卷，宋人徐天麟所撰，乃记述东汉一代典章制度之专书也。是书采摭群籍，荟萃精要，举凡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兵刑诸门类，皆详加考订，条分缕析，务使事有所归，类有所属，诚为研讨东汉史事之津梁。其体例严谨，编纂精密，虽以类相从，然每类之中，又依时间先后为序，俾读者得以窥见典制之沿革变迁。书中徵引广博，除正史外，兼及杂史、传记、文集、奏议等，故所言颇能补正史之不足，匡正史之讹误。徐氏编撰此书，意在补遗考异，匡谬正俗，故于前人论述，或引或驳，或增或删，皆以考证精审、立论严谨为归。其书既出，学者咸称其详赡精核，足资参考。武英殿聚珍版本，乃清代宫廷刻书之代表，所选皆精善之本，校雠精审，刻工精美。此版《东汉会要》，字体端正，行款整齐，纸墨精良，实为版本中之佼佼者。且其版式为聚珍版特制，每页字形笔画皆由铜活字拼版而成，故每字皆可灵活更换，较之传统雕版印刷，更为便捷高效。此版之传，既保存了原书之风貌，又展现了清代印刷技艺之绝诣，诚可谓古籍珍本之典范也。窃观是书，其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东汉史料，更在于其编纂方法与考证精神，对后世史学之影响深远。学者若欲究东汉之治乱兴衰，制度因革，则此书不可不读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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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，宋人徐天麟所撰，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集西汉制度、政事之大成者也。天麟字仲山，婺源人，博学多闻，深究史籍，以西汉一代制度为纲，分门别类，辑为此书。其书体例严谨，条理清晰，凡天文、地理、职官、选举、礼乐、兵刑、食货、刑法、艺文、祥瑞、灾异诸类，无不备载。详考西汉兴衰之迹，辨明治乱之源，实为研史者之宝鉴。
此书以《汉书》为基，旁采《史记》、《汉纪》、《汉官仪》诸书，广搜博采，考订精审，去伪存真，补阙纠谬，使西汉一代制度粲然可观。其所列条目，多依《汉书》旧文，而加以整理、归纳，自成体系，便于查考。如《职官》一类，详载西汉官制之设置、职责及变迁，使读者一目了然；《选举》一类，述西汉举贤任能之制，明其选才之道；《礼乐》一类，载西汉礼仪制度之沿革，辨其文化之盛衰。凡此种种，皆显天麟学识之深，用心之勤。
武英殿聚珍版书本，乃清代乾隆年间所刻，刻工精良，印刷清晰，堪称善本。其版式整齐，字体端正，纸墨俱佳，堪为后世之楷模。此书不仅为研究西汉历史之重要参考，亦为学者考镜制度、明辨史事之必备典籍。其间所载制度，虽为西汉所行，然其治国理政之要，足为后世所借鉴。
综观《西汉会要》一书，其价值不仅在于史料之丰富，更在于其体例之完备，考据之精审。天麟以其渊博之学，广搜汉制，辑为此书，实为史学界之巨著。后世学者，欲究西汉制度之详，非此书莫属，诚可谓西汉史研究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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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工开物》三卷，明宋应星所撰，乃汇集百工技艺之大成也。其书详载农工之事，分门别类，条理井然，可谓上承古法，下启新规，为明代科技之瑰宝。宋氏，字长庚，江西奉新人，博学多才，尤精于实业之术，此书乃其毕生心得之结晶。
喜咏轩丛书本，乃后世之善本，雕版精良，校勘严谨，字迹清晰，纸墨相映，实为藏家珍视。其书首卷论及农业，详述耕作之法，水利之利，乃至稻、麦、黍、稷诸农作之种植、收获，无不备载。次卷则专论工艺，凡陶、冶、织、染、酿、漆诸技，皆详加记述，图文并茂，使人一目了然。末卷则涉及矿冶、兵器、舟车等，尤以火药、指南针等发明，详述其制作之法，足见作者之博识。
宋氏著书，旨在传习实用之学，其言简意赅，不以辞藻为饰，而以实学为旨。书中所述，皆经实地考察，或亲试其法，故能切中时弊，为后世所重。《天工开物》成书之后，流传甚广，影响深远，直至今日，仍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之重要资料。
此书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内容丰富，更在于其所体现之科学精神。宋氏倡导实践，重视创新，其书中所载，多为其时之新发明、新技术，足见明代科技之进步。且其书所述，皆以民生为本，旨在促进经济发展，提高民众生活，可见作者之用心良苦。
今观《天工开物》，犹可见明代百工之巧技，科技之昌明。宋应星之著述，不仅为明代科技之见证，更为中华文明之瑰宝。喜咏轩丛书本，更为此书增色不少，使得后世学人得以一窥宋氏之智慧，故特为简介，以飨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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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天工开物》三卷，明宋应星所撰，武进涉园据日本明和八年刊本重梓。是书乃中华农工技艺之集大成者，亦为古中国科技之瑰宝。宋子以博闻强识，遍历山川，考究百工，细究物产，乃成此书。书中所述，上探天文，下究地理，中论人事，凡百工技艺，无不备载。
卷一论天时地利，详述农事之要，如耕织、蚕桑、圃艺、渔猎之类，皆有条不紊，语焉详矣。卷二载手工艺，如冶铸、陶埏、造船、造纸、制盐、酿酒等，皆以实践为据，言之凿凿。卷三言器物之制，如兵器、乐器、笔墨、所以利民生者，靡不毕具。书中图文并茂，以图明理，以文注解，观之如临其境，学者得以易晓。
宋子之于技艺，非徒传其形，乃究其理。是故所载之技，非必一时一隅之所用，实乃古今中外所共珍。《天工开物》之名，盖取意于天工开物而成，既言天道之工，又言人力之巧，二者相合，物之所以成也。
至于武进涉园所据之日本明和八年刊本，亦足以见是书之流传至广，影响至深。日本学者，素以精研中华文化为务，能得是书，而重梓之，亦可见其于中华技艺之崇尚也。今人读之，既可晓古人之智，亦可得生存之艺，岂不伟哉？
是以《天工开物》者，不仅为古今技艺之宝库，更为中华文化之瑰宝，学者当细味其旨，以开来学，昭后世也。夫以宋子之博，涉园之勤，日本之重，皆足以使是书历久弥新，永垂不朽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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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吴中水利通志》者，明嘉靖之世所著，凡十七卷，然著者姓氏不传，是乃锡山安国以铜活字印本，时嘉靖三年也。其书专述吴中水利之事，条分缕析，详载江河湖泽，沟渠堰塘，兴废之由，疏浚之法，灌溉之利，以及防汛之备，莫不备录。是书之成，为后世治水之圭臬，亦为考究古吴中地理之珍籍。
夫吴中者，江南之腹地，水网密布，自古为鱼米之乡。然水利之兴废，关系民生至巨。是书所载，既有上古治水之遗法，亦有当时创新之良策，如筑堤围田，开渠引水，皆详述其工。其间，尤重太湖之治，阐述其环湖诸县之水患，提出减涝之策，分流之谋，实为治水之经典。
是书之印，以铜活字为之，乃当时印刷之新风尚。锡山安国者，印书之名家也，其活字排版，字迹清晰，版面工整，可谓印书之精品。故是书不仅内容珍贵，其形制亦为藏书家所重。
总之，《吴中水利通志》一书，既为水利之专志，又为印刷之精品，实为研究明代吴中水利及印刷工艺之双璧。其价值，不仅在学术，亦在工艺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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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畿辅水利初案一卷二案一卷三案一卷四案一卷补一卷附录一卷》者，清潘锡恩所辑也。成书于道光三年，刻版行世，凡七卷。是书专述畿辅水利，盖畿辅者，京师之近畿，水利者，民生之要务也。潘氏博采群书，详稽旧制，彙为一编，以备稽考。
初案至四案，分述畿辅水利之源流、沿革、利弊、兴废。补一卷，续录新章、新议。附录一卷，收载奏疏、札记、公牍等，以资参证。其体例严谨，脉络分明，条分缕析，独具慧眼。
是书之辑，盖有深意存焉。清朝定鼎以来，畿辅水利，关乎国计民生，尤关京师安危。然水利之兴废，实赖人力之经营。潘氏感于水利之重要，遂潜心研究，辑录成书，以资当世之用。其用心良苦，不可谓不深远。
观是书之内容，其于畿辅水利，既述其形势，又详其设施，既辨其利弊，又论其得失，既溯其源流，又考其沿革。其论水利之兴废，或引经据典，或援引事实，或剖析精微，或权衡利弊，皆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其言水利之设施，或讲求防患，或注重疏浚，或重视蓄水，或注意灌溉，皆有法可循，令人称道。
是书之辑，不独为水利之专书，亦为经世之要典。其于畿辅水利，既有理论之阐述，又有实践之指导，既有历史之回顾，又有现实之关怀。其言水利之事，既关乎民生，又关乎国计，既可资治理，又可资借鉴。是书之价值，实不可小觑也。
总之，《畿辅水利初案一卷二案一卷三案一卷四案一卷补一卷附录一卷》者，乃潘锡恩所辑之水利专书也。其体例严谨，内容丰富，论证精详，价值深远。是书之辑，不仅为水利之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，亦为经世之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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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畿辅安澜志》五十六卷，清王履泰所撰也。光绪二十五年，广雅书局重刊此书，以广流布。是书乃地理水利之要典，专述畿辅河道水患之治理，尤详于永定河、大清河、子牙河诸水系。其编纂之旨，盖欲考河道之源流，察水患之成因，筹治理之良策，以保畿辅之安澜，故名曰“安澜志”。
履泰，字载之，直隶大兴人。其博学多识，尤精地理水利之学。嘉庆初年，奉命编纂此书，历时数载，博采群籍，广参舆图，更亲历河滨，考察地势水文，遂成此鸿篇巨制。其书体例严谨，内容详实，凡河道之经流、支派、堤防、闸坝，皆逐条缕析，并辅以图表，俾读者一目了然。此外，书中更载历代治河之策，辨其得失，论其利弊，尤以清代治河之法为详，足堪为后世治河者借鉴。
《畿辅安澜志》问世后，颇受时人推重。其书不仅为考订之资，亦为实用之典。清代治河官员，多取其书为鉴，以筹划河工，疏浚河道，遂使畿辅水患日渐减少，民生得以安宁。光绪年间，广雅书局重刊此书，复添校勘，校正讹误，刊印精良，于是书之流传益广，惠及后世。
是书之价值，不独在治河之方略，亦在于其保存了清代畿辅河道之详细资料，若水道之变迁、地势之起伏、气候之异变，皆可为后世研究地理、水文者参考。故《畿辅安澜志》不惟为清代水利之佳作，亦为地理文献之瑰宝，实可谓无价之典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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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水金鉴》者，清人傅泽洪所纂，凡一百七十五卷，首一卷。是书成于雍正三年，刻于淮扬官舍，乃水利之巨制，治水之圭臬也。
泽洪字泽洪，江苏淮安人，夙负英才，博学多识，尤精水利之学。是书辑录历代河渠、水利之文献，自禹贡九河，迄于清初，凡关涉江河湖海、堤防堰闸之事，无不搜罗荟萃，条分缕析。其体例严谨，考据精详，实为水利之秘籍，治水者不可不读也。
书首一卷，为总论，述水利之源流、沿革、利弊，提纲挈领，使读者先得其要。其后诸卷，按地域分卷，详述各水系之水道、堤防、闸坝、堰埭等情。书中引经据典，广采众说，尤以明末清初之治河经验为详，足资后世借鉴。
泽洪编纂是书，非徒以文献为事，盖欲藉此以明水利之理，以导治水之方。其书既成，凡治水者莫不得其要领，用之实践，咸有成效。雍正朝，河道总督嵇曾筠尝举是书为治河之指南，谓其“考据详明，议论精当，实为治水之宝鉴”。
是书之刻，亦精美绝伦。淮扬官舍所刻，字体工整，板片清晰，纸墨俱佳，可谓善本。书中附图，别为一卷，绘江河湖海之形势，险要疏浚之处，皆一目了然，诚为水利图籍之珍品。
《行水金鉴》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文献之丰富，更在于其治水之实用。泽洪以学者之才，成经世之书，其功在当代，泽被后世。今读是书，犹可见其务本求实、利济苍生之志，实为水利之瑰宝，治水之津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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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畿辅河道水利丛书》者，清季吴邦庆所辑，道光四年益津吴氏刻本也。是书集畿辅之地河渠水利之要，详考水道源流，备述治水之策，为水利典籍之精粹也。
吴邦庆，字芗亭，安徽歙县人，嘉庆进士，官至河道总督。其生平笃志水利，遍历河渠，考其源流，察其利弊，积数十年之功，乃辑是书。书凡十卷，首论畿辅地理大势，次则分述永定、海河、子牙、大清、北运、南运诸河之源流、走向、堤防、闸坝之制，并及滹沱、桑干、潮白诸水之利病。每河之下，皆附以历代治水之方略，旁征博引，详考精析，足为后世治水者之圭臬。
是书之特色，在于其考据之精详，论述之明晰。吴氏以实地考察为本，辅以历代典籍，务求真实可信。其论永定河之沙患，海河之淤积，子牙河之泛滥，无不切中时弊，所提治水之策，亦皆切实可行。尤以《永定河志》一卷，详述永定河之变迁、堤防、闸坝之制，并及历代治水之得失，为全书之精华。
道光四年，吴氏自刊是书于益津，刻工精良，纸墨俱佳，流传至今，虽历经沧桑，然其内容之精要，依旧为治水者所重。近世以来，水利之事日新月异，然吴氏所辑之书，犹不失为研究畿辅水利之重要参考文献。
综而观之，《畿辅河道水利丛书》者，吴邦庆毕生心血之所萃，实为清代水利典籍之翘楚。其内容之广博，考据之精详，论述之明晰，足为后世治水者之借鉴，亦为研究清代水利史之珍贵资料。是书之价值，可谓历久弥新，虽经百余年，犹不失其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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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石灯笼图谱〉
四册
.日本宽延至明和间写本
《石灯笼图谱》四册，日本宽延至明和间写本，乃集石灯笼之精华，绘图谱之细密，堪称东瀛园林艺术之瑰宝也。此书成于江户时期，正值日本文化繁盛，园林营造之风盛行，石灯笼之设，尤为庭园点缀所重。
册中收录石灯笼之形制，琳琅满目，或古朴典雅，或精巧别致，皆为日本园林之精髓。图谱详绘石灯笼之构造，分寸不差，极尽工巧，使观者如临其境，仿佛置身于幽静之庭园，细品灯火之幽微。其绘图之精细，注解之详实，足见编纂者之匠心独运，非深谙园林之道者不能为也。
宽延至明和年间，正值日本文化吸收中华文明，又融汇本土特色，形成独特之风格。此书亦是如此，虽为日本写本，然其中不乏中国传统园林之影响，尤以唐宋时期之石灯笼为蓝本，结合日本自然景观与建筑风格，遂成独具一格之艺术形式。
《石灯笼图谱》不仅是实用之工具书，更是一部艺术之结晶。其内容涵盖了石灯笼之材质、形制、雕刻技法及摆放位置，实为园林营造者之指南。此外，书中对石灯笼之历史渊源、文化内涵亦有详尽阐述，使读者既能知其然，亦能知其所以然。
此书之珍贵，不仅在于其图文并茂，更在于其保存了江户时期园林艺术之风貌。时至今日，石灯笼虽仍见于日本庭园，然如《石灯笼图谱》这般系统全面的记载，已属罕见。故此书不仅是研究日本园林艺术的重要文献，亦是探讨中日文化交流之宝贵资料。
综观《石灯笼图谱》四册，乃集实用、艺术、历史于一体，堪为东瀛园林文化之瑰宝。其编纂之精，绘图之美，注解之详，无不彰显江户时期文化之璀璨，实为后世研究者与园林爱好者不可多得之珍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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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四卷，北宋李诫所撰，乃中国古代建筑之巨典也。李诫，字明远，官至将作监，精于营造，博通古今，此书乃其集大成之作，成于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。是书详载宋时建筑工程之制，绘图精审，规制详明，为后世研究古代建筑之圭臬。
书分总释、总例、诸作制度、功限、料例、图样六部分。总释者，叙述建筑术语及其渊源；总例者，阐明建筑之基本法则；诸作制度者，详述各类建筑之作法，如殿阁、亭台、廊庑、塔寺等；功限、料例则规定工程之工力与材料用量；图样则绘制建筑之平面、立面、剖面图，皆极精细。
清初影宋抄本，乃传世之珍本也。影宋者，依宋本影钞以存其真，虽非原刻，然亦不失为研究宋代建筑之重要资料。此书抄写工整，字迹端严，字体仿宋版，颇具古风。卷帙浩繁，保存完好，实为古籍善本之瑰宝。
《营造法式》不仅为建筑工匠之指南，更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、工程史、技术史之宝贵资料。其内容之丰富，体例之严谨，绘图之精美，皆为中国古代建筑文献之典范。清初影宋抄本之流传，更使宋时建筑之精髓得以为后世所探求与传承。
此书问世，影响深远，后世建筑多以此为据，乃至明清宫室，亦有借镜者焉。今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，此书乃不可或缺之典籍。清初影宋抄本，虽经历代沧桑，然其价值不减，反增，实为古籍中之瑰宝，学林中之珍品也。
要之，《营造法式》三十四卷，李诫所撰，清初影宋抄本，乃中国古代建筑之宝典，研习古代建筑者，不可不读。此书之存，为后世建筑之发展，提供了极为宝贵之参考，实为中华文化之精粹，建筑学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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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棠阴比事》一卷，南宋桂万荣所撰，元刻本，乃中国法医学与刑侦学之重要典籍也。其书以案为例，详述案情，剖析法理，考证律令，堪称古代司法实践之宝典。桂氏博采众家之长，融汇己见，以精炼之文笔，记录诸多典型案例，既可为法官断案之参考，又可作学法者研读之资料。
书中所载之案，多涉及命案、盗窃、诈骗等刑名，桂氏每案必详其始末，考其证据，辩其是非，明其律法。其文辞虽简，然意蕴深远，读之可见古人之智慧与司法之严谨。书中每案之后，桂氏皆有评点，或论律法之适用，或议案情之疑点，或指官府之过失，皆切中要害，发人深省。
是书之价值，不仅在于其案情之实录，更在于其法理之阐发。桂氏于书中揭示律法之内涵，阐明司法之原则，提出断案之方法，皆可为后世之鉴。其书虽成于南宋，然其法理之精要，至今犹有价值，乃研究中国古代法文化之重要文献也。
元刻本《棠阴比事》，乃现存之最古版本，其版刻精良，字迹清晰，版式规整，保存完好，实为难得之珍本。其书流传有序，历代学者多有研究，影响深远。今人观之，既可领略古代版刻之艺术，又可研习古代法理之精义，诚可谓一本双美，尽在不言中。
总之，《棠阴比事》一书，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地位，在中国古代法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。其书虽仅一卷，然其内容之丰富，法理之深邃，影响之深远，皆足以与古代其他经典典籍相媲美。读此书者，可明律法之源流，知案情之曲折，悟司法之要义，是为难得之学问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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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提刑洗寃集录》五卷，乃南宋宋慈所撰，元时刻本也。宋慈，字惠父，福建建阳人，南宋理宗时提点刑狱，以明察秋毫、断案如神著称。此书专述法医学之要义，详载检验尸伤之法，以助案情之明断，乃中国古代法医学之开山之作。
其书分为五卷，卷一曰“总论”，述检验之要，强调勘验之严谨与情理之推敲。卷二至卷四，分述各类尸伤检验之法，如自缢、溺水、火烧、中毒等，皆有详实之法式。卷五则录疑难杂例，附录验方诸篇，以备参详。
其书采撷前贤之论，结合自身经验，不仅详述检验之法，更注重情理之推敲，强调以证据为断案之本。其法细致入微，条理清晰，足以为后世法医学之楷模。书中所载，多有科学依据，如以石灰水验溺，以银针验毒，俱为后世所沿用。
元时刊刻此书，可见其价值之高。后世法医学多以此书为宗，流传甚广，影响深远。至今犹为法医界所重，非徒供学者研习，亦为司法实践之指南也。
此元刻本，字迹工整，版式精良，虽历经沧桑，犹能完好保存，实为珍本。观是书，可以知古人断案之精微，可以明法医学之演进，亦可窥宋慈之明察与智慧。诚为法医之宝典，亦为古籍之瑰宝也。
是书之成，不仅为宋慈个人之成就，亦为古代法医学之集大成者。其于法医界之贡献，不可磨灭。现今法医学虽日新月异，然其基本原则，仍不离宋慈之论。是以此书，不仅为古代法医学之经典，亦为现代法医学之基石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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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故唐律疏议三十卷纂例二十卷》者，乃唐世法制之典章，长孙无忌等所撰也。其书凡三十卷，附《纂例》二十卷，合五十卷之帙，集唐律之大成，为后世刑名之准绳。唐律者，贞观之世所定，后经永徽、开元诸朝修纂，遂成一代之典。长孙无忌等奉敕撰疏，详释律文，疏议并行，分立门类，条贯分明，实为唐律之精义所在。《纂例》则辑录律文之要旨，便于检索，利於实用。
此书乃元至正年间余志安勤有堂所刻，版式为宋元旧刻之遗风，字体遒劲，版式古朴，经久不倦，实为珍本。余志安勤有堂者，元季书坊之佼佼者也，所刻之书多为经史子集之要籍，尤以法制之书为精。此《故唐律疏议》刻本，卷帙完整，纸墨精良，版式规整，字迹清晰，堪称善本。
唐律之制，承前启后，集汉魏以来法制之大成，而又为宋元明清诸朝所效法。其律文十有二篇，曰名例、卫禁、职制、户婚、厩库、擅兴、贼盗、斗讼、诈伪、杂律、捕亡、断狱，凡五百余条。律文简约，而疏议详明，律意精微，而疏义深奥，实为唐世法律之精华。
此书之刻，既存唐律之旧制，又载元刻之新貌，实为法制史之瑰宝。观其书者，可明唐律之体制，可察法制之流变，可知刑罚之轻重，可辨礼法之权衡。历代法家，莫不推重此书，以为研习法律之必备。今得此善本，岂不珍之宝之，以传后世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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